
曾经的准考证已经泛黄,但高考的记忆还很清晰。
1977年10月,人们争相奔走,传播着同一个消息:全国恢复高考!随后,中国迎来了声势浩大的高考“大军”,1977、1978年两届参试总人数达1160万人……
1978年入学的大学生,注定是一个灿烂的群体,因为他们站在希望的新起点,承载了中国教育史上一个重要的转折时刻。现任民建台州市委会副主委的徐怀生就是这个群体中的一员。
高中毕业,有幸赶上恢复高考,却落榜了;下乡插队,为了再考,想法子扔掉锄头,他背水一战,终获成功……“高考”二字在徐怀生心里刻下的印记实在太深了,30年后,他依然觉得一切仿佛就发生在昨天。
落榜
1977年,十年文革结束,全国恢复高考。我运气挺不错,正好赶上,经历了第一次高考。
那年我18岁,是仙居县白塔中学的应届毕业生。虽然我那时算是班上比较勤奋努力的学生,但是面对突然到来的高考,我确实是一点准备都没有。印象很深的是,在我两年的高中学习中,数学、语文、化学等都开课了,唯独没有物理课,改为学习“手扶拖拉机”技术。最后,我完全是抱着“重在参与”、“看看高考题目”的想法参加了那年高考。
结果可想而知,我很“自然”地落榜了。不过,说真的,没考上大学我并不是很难过,毕竟那是30年前,不像现在找工作要挤破脑袋。而且我们班上50个同学,大部分参加了1977年的高考,结果全班竟没有一个人考上大学!不过,多年后和同学提起这件事,心中难免还是有些遗憾。
下乡
1977年的高考没有全国统考,而是各省分别进行。印象中,我高中一毕业,就立即被安排在仙居下乡插队。
根据规定,每户家庭至少要安排一个子女下乡。虽然我是长子,但当时比我小一岁的妹妹和我同年高中毕业。一开始,父亲考虑让妹妹下乡,我去工作。但我不同意,毕竟我是男孩子,从小又在农村长大,我并不认为下乡有什么好怕的。于是,我主动跟父亲要求,让我下乡锻炼。
当时,插队的地方有两个:一个在茶溪,一个在埠头西东山。到底该去哪里?父亲为我作出了选择。考虑到当时茶溪那边没有知青点,而我从小受到父母照顾,独立生活能力不强,于是让我去另一个有知青点、有专人负责伙食并安排农活的地方——西东山。
西东山离现在的皤滩古街只有几里路,这里的知青点,在叫林高尖的半山上。我们十几个刚跨出中学校门的青年小伙、姑娘,被撮合在这片大有作为的天地里,过起了集体农庄生活。
农忙
到西东山去的时候正好是三伏天,村里在抢收水稻,忙得不亦乐乎。
我们每天一大早起床,从林高尖走半个小时山路,到山脚下的西东山村里,和社员一起收割水稻。虽然我生活在农村,但因为父母都是教师,我从小没有具体接触过农活儿。看别人割水稻的速度都很快,我想自己也不能落后,要快一点,心里一着急,镰刀就在自己的手指上拉出一条口子,鲜血直流。
更让我觉得痛苦的是,每次从田里爬起来,双腿上都是吸血的蚂蟥,拔都拔不下来,只能用刀剃。一剃完,腿上就流血,再下到田里,更多蚂蟥吸了上来……对我来说,这些农活确实太重。每天随大家出工收工,做全部的农活,让我有种“泰山压顶”的感觉。
除了干农活儿,我们还要从村里把碾好的米担到山上食堂。走在山路上的每一步都相当艰难,脚筋绷得特紧,时时有断裂的感觉,肩上的100多斤大米,随着坡度的上升又不断重起来……
后悔
到知青点不久,我就后悔了。后悔当时为什么不选择工作,偏偏到这里自讨苦吃;后悔没有随好友胡明明去山那边的茶溪,那里就他一个知青,村里又不管,逍遥又自在……可是,我能怎么办?只能硬着头皮坚持下去。
快过年了,天气一天比一天冷,村里也没什么农活儿可干,我们便开始在知青点造新房。十几个年轻人自己夯土、砍木材、盖房子,看着漂亮的新房子,有那么一瞬
间,我觉得这样的生活其实也不错,至少有新房子住。
过完春节,我从父亲那里得到了一个好消息:县里准备把参加1977年高考未被录取的考生按照考试成绩,录取前120名,集中组成高考复习班。我有幸榜上有名。
终于有机会扔掉锄头了!这是我当时的第一个念头。在过去的半年时间里,只要一想到在未知的几年里,我要一边等待着政策“召唤回城”,一边继续这些超出了我所能承受强度的劳动,我就感到万分沮丧。要改变现在的处境,参加高考是最快最好的机会。无论如何,我都要去试一试!
送烟
虽然下了决心,我却又犯难了:下乡才半年,就提出脱产复习,村里能放吗?
因为那时年纪小不会说话,我便提出让父亲去找村支书,因为村里的事他一个人说了算。结果在预料之中,村支书板着脸狠狠地把当教师的父亲训斥了一顿,还说了难听的话。
我能不能参加高考,关键就在于能否突破村支书的“阻力”。经过一番考虑,我只有背水一战,自己找村支书解决了。于是跑到小镇上,准备买一条香烟。柜台里的品种不多,最高档的“上游”,一条3.2元,最差的“大红鹰”,一条1.3元,上游太贵,大红鹰拿不出手,最后我挑了一条2.6元的“白鹤”。烟壳上一只白鹤刚离地起飞,很有象征意义,也符合我当时对自己的期望。
买好烟,我就直奔村支书家去了。看支书老婆在,我便把“白鹤”塞进橱柜里,跑去见正在水埠头洗菜的支书。还没等我开口,他就嚷开了:“说过不行的,年轻人要端正思想,点里比你早几年的人,不也安安心心么?”边说边往家里走,说了许多大道理,我紧跟着,一边附和着。
一进门,支书老婆就说:“小徐拿了条香烟孝敬你,就让人家去试试嘛,也说不定考不上,回来呢。”“是啊是啊,说不定考不上的。”我忙说。后来,我又向他表了下决心,诸如“这次不成,保证好好呆在林高尖当一辈子农民”之类的话,说了好几遍。听到我的“决心”,村支书若有所思,不再那么凶了,最后他没有正面瞧我,只挤出了几个字:“那你去吧,别忘了西东山。”最后这句话,让我的眼泪夺眶而出。
备考
就这样,知青点的新房子只住了两天,我就离开了,来到设在仙居横溪的“五·七”干校复习班。
一开始,我选择的是理科。这里集中了来自县城的各个学科的优秀教师,上课、复习、模拟考试,安排得有条不紊。但是,我却状况连连。本来基础就不好的化学,完全跟不上老师上课的进度;而因为高中“断档”还停留在初中水平的物理,更为糟糕,老师讲什么我几乎全部听不懂!
两个星期很快过去了,我的学习一点进展都没有,反而觉得越来越吃力。眼看距离高考已不足3个月,这样下去我就完了!我赶紧找
老师商量,调到文科班。
进入文科班后才发现,事情并不像我想象的那么顺利。太少的历史、地理、政治知识积累,让我面对模拟试卷时总感到一片茫然。该怎么办?我所能想到的唯一办法就是“背”。于是,我找来教科书“猛啃”,我想,就算死记硬背,我也要把它们“拿下”。
好在那时我有一个亲戚在山西一所大学教书,他综合了高中政治教材及1977年的高考试卷,专门为我整理了一本好几万字的讲义。经过一个多月没日没夜的复习,我硬是将这本“圣经”中的50道问答题全部默写了出来。
压力
“熬过去,前面就是艳阳天!”在备考的那段时间,我和同学们付出的努力是常人无法想象的。早上,5点起床,复习、上课、考试,争分夺秒;晚上,30多个人住在一间由教室改成的临时宿舍,打着手电筒在被窝里温书,不到半夜12点没人会睡觉……如此强烈的求知欲望,如此高的学习自觉性,我现在想起都觉得令人惊叹。
我们那个知青点就我一个人出来高考,如果考不上,肯定会遭到众人的嘲笑。更何况当初我在村支书面前表过决心:如果考不上,就得回去当一辈子农民!所以,那时我的心中只有一个想法:拼了!既然来了,我非得考上不可!
“背水一战”的压力最终让我不堪重负。离高考仅一个月不到的时候,我突然觉得大脑记忆越来越不清晰,以前背得很好的内容全都不记得了。虽然我当时的成绩在全班名列前茅,但这样的突发状况还是让我很担心,我决定回到家里,一边休养一边复习。
志愿
终于挨到了高考。
考点在仙居县城的一所中学,我头一天便和三四个同学一起到了城里,住在其中一个同学的亲戚家。我们愉快地聊天,说着各自对未来的憧憬,直到深夜。虽然接下来的三天考试我有点糊里糊涂,但考完之后我还是长长地松了一口气:我终于坚持到了最后。
考完之后,还要填报志愿。
当时,“填志愿”像一个谁也没吃过的果子,不知从哪儿下口。除了听过北大、清华两个名牌大学外,我对其他学校完全一无所知。我问老师:我报哪儿好?老师说他也不知道。虽然父母都是教师,但几乎也提供不了什么参考意见,完全没有“专科”、“本科”的概念,更不知道怎么选择专业,我只想着能考上大学就好了。
于是,我为自己做了回主。第一志愿我填的是“浙江师范大学台州分院中文科”,主要的考虑有两点:一是离家近,回家方便;二是我爱好文学。另一个志愿是江苏无锡的一所学校,专业和食品有关。我挺喜欢吃甜食的,当时想,以后从事这种工作应该不错。
录取
高考结束了,志愿填好了,我又回到了西东山,回到了知青点。这一次,好像没有之前感觉的那么苦。我想,或许是因为我备战高考的那三个月更苦吧。
没过多久,听说大学录取工作开始了,我便请假回家了,想托城里的同学帮我打听消息。那时去城里很不方便,电话就单位、学校有。我就在母亲任教的学校打电话。先拨到镇上的邮电局,再转接到同学父亲的单位,捎话给他:“麻烦叫××帮我打听一下高考成绩,有消息就马上通知我。”
之后,我的大部分时间都耗在母亲学校的办公室,守在电话机旁等消息。终于有一天,同学在电话那头告诉我:“你被录取了,第一志愿,浙江师范大学台州分院中文科……”努力总算没有白费,我真的考上了!
不久,我便正式收到了录取通知书。后来听说我们那届复习班不少人考上了大学,但文科班不多,印象中不超过5个人。高考彻底改变了我的生活,大学毕业之后,我与当时的其他大学生一样参加了分配,做了一名教师,再后来,生活又发生了更多更好的改变……
